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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一
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她在
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割据的局面，但作为中华民
族整体的历史传承来说，几千年间从未中断过，一直是以汉
族文化为主体，兼收并蓄各兄弟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一脉
相承到今天。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
大民族，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
中国历史的记载和编纂，早在殷周时代便出现了。特别
是秦汉以来史家辈出，各种各样体裁的史书，多得难以胜数。
就拿系统地记载我国从古到明代历史的一部二十四史来说，
卷帙浩繁，其中西汉司马迁写的一部《史记》，就有一百三十
篇。此书纪事起自传说的黄帝，迄于汉武帝，首尾共三千年
左右的史事，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也有一百篇，分一百二十卷，记载西
汉一代的史事，是我国第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
此后，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直
到清朝张廷玉等修撰的《明史》等史书，均是承自班固《汉
书》的纪传体断代史体裁。一部二十四史，除《史记》是通
史体裁外，其它二十三史都是这种纪传体断代史。这些断代
史以帝王的纪传为纲，故《隋书·经籍志》称《史记》和
《汉书》等史书为“正史”。这些正史，体裁一致，代代相衔，
自成体系，是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所罕见的历史巨著，是值
得我们珍视的。
二十四史有三千二百五十九卷，再加赵尔巽等汇集清代
一代史事，编写的一部《清史稿》五百三十六卷，总数多达
三千七百九十五卷，一个史学工作者要尽读这么多的史书，确
非穷年累月，毕生以赴不为功。广大人民是喜爱历史的。可
是，这些史书都是出自封建士大夫和史官手笔的高文典册，不
仅史事内容，头绪纷繁，史料芜杂，一般人望而生畏，不敢
去读；就是读了也不易读懂、读通。因此，如何使这些高文
典册的历史知识，能广为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早
在唐宋时代就有一些平民文学家开始注意了。
说书，原是民间艺术形式之一，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敦
煌发现《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等大批唱说历史故事
的写本演史变文。到了宋代，这种演史变文发展成为专以历
史为题材的讲史。唐代已有说三国故事的，北宋时“说三
分”已盛行。元代全相平话中的《三国志平话》是宋代说三
分的文字记录本。此外，还有说《五代史平话》的。南宋时
讲史艺人继前代门庭，又有新的发展，有讲“孙庞斗智”、
“刘项争雄”的，有讲《汉书》与晋、宋、齐、梁诸《书》的；
有讲《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的。有的还
说张、韩、刘、岳，说铁骑儿，讲《中兴名将传》等宋代抗
金时事的“新话”。元代讲史艺人，继宋人演史流风余韵，
“尝以野史作为评话”演讲野史，现在流传的有《三国志平
话》、《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后来演变为《孙庞演
义》与《走马春秋》）、《秦并六国》、《前汉书平话》（续集）等
五种全相平话。到了明代，说书艺人和社会上的知识分子们，
常将原来分散零乱的说书题材整理统一成话本，又在这基础
上加工润饰，发展成为通俗演义形式的章回小说。明代评话、
词话兴旺，章回小说流行更盛。明清间，特别到晚清，历史
小说和历史演义，日盛一日。
《三国志》是陈寿修撰的。后来，南朝刘宋时代的裴松之
详为注释，成《三国志注》。明代人罗贯中更据此结合宋元以
来《三国志平话》本以及流传民间的有关三国故事和传说，写
成章回小说，成为宋元以来演义创作成熟的标志和第一个成
功的范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流传很广。《三国志》以
文高，而《三国演义》以通俗胜，因此，时人读《三国志》不
如好读《三国演义》，社会影响极大。明末冯梦龙依据《左
传》、《战国策》和《史记》等史传，将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
撰辑的《列国志传》修订成一部《新列国志》，共一百零八回。
清代乾隆前后，蔡元放为此书加评语和批语，加工删改成为
《东周列国志》。这部书的文学艺术价值不高，影响所及远比
不上《三国演义》，但比起《左传》和《史记》来，读者不知
要广泛多少倍。明清以来的这些以历史题材创作的演义小说
和历史演义，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风格演义体裁，在历
史知识的传播上，起着正史二十四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二
蔡东藩，名郕，字椿寿，浙江萧山临浦镇人，生于一八
七七年（清光绪三年，丁丑），卒于一九四五年，年六十八岁。
他二十岁前已中秀才，清末以优贡生朝考入选，调遣江西省
以知县候补，到省不久，看不惯官场恶习，称病归里。辛亥
革命前曾一度宦游福建，逾月即归，一直住在临浦镇家里。辛
亥革命胜利后不久，经好友山阴人邵希雍介绍，和上海会文
堂新记书局发生关系，修改邵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他自
己另撰《中等新论说文范》，并开始为会文堂书局撰写《中国
历代通俗演义》。一九一六年写完《清史通俗演义》后，接着
写元史、明史、民国、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两晋、
前汉等通俗演义。到一九二六年九月才写完最后一部《后汉
演义》。蔡东藩的这部书，从秦始皇写起，一直写到一九二○
年，共写了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历史。全书一千零四十回，五
百多万字，均由会文堂书局陆续印行。到一九三五年，会文
堂书局加上许厪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四集四十回，全部
改印，总书名曰《历代通俗演义》，分装四十四册。这样一部
自秦写到民国，系统完整、独力完成的历史演义书，确是空
前的巨著。此书印行后，深为广大读者所欢迎，销行数量很
大，风行全国。一九二七年，蔡东藩病，旋任临浦小学语文
教师。抗日战争开始后，临浦镇沦陷，他离开家乡，辗转避
难，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一九四五年春，他终于病倒了，没
有看到抗战胜利，怀着国仇家恨悲愤地与世长逝。
蔡东藩生活的清末民初，正是国事维艰、风雨飘摇的历
史大变动时代，许多怀着“国亡有日”的预感的爱国知识分
子，从不同的世界观出发，象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
文所描写的，他们到处寻求着救国奇术，济世良方。一八九
七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说：
“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乎出于经史之上，
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梁启超在《译印
政治小说序》中也说：“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
能入，当以小说入之。”大力提倡编写通俗演义小说和历史演
义。一些人利用中国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用通俗演义小
说笔法宣传教育，以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小说救国”、“演
义救国”的呼声，在清末的各种期刊上，象雨后蛙鸣似的传
播开来。
早在一八九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就创刊了一份《演
义白话报》。报上曾刊载一篇《通商原委演义》，共二十四回，
专写鸦片战争历史，后来出单行本时，书名叫《罂粟花》。一
九○四年（光绪三十年）黄世仲写了《洪秀全演义》。一九一
二年（民国元年）上海书局刊行自由生著的《新汉演义》，共
四十回，专写自武昌起义到南京政府成立这段辛亥革命的历
史。这年，广益书局也刊行雪巷写的《神州光复志演义》，共
一百二十回，演写明亡至民国成立的清代历史。其中的《罂
粟花》，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将它列入明清讲史部，
是一部敷演鸦片战争全史较早的通俗历史演义。
当时，说部叙史的有记、花、传奇和演义四种。传奇为
剧本，有出目、牌曲，其它主要在于说史。记、花属于纪事
本末，只限于一事，演义则是说专史。蔡东藩的第一部历史
演义《清史通俗演义》，就是在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
一六年间（民国四、五年间）在《神州光复志演义》等演义
救国思潮影响下写成的。早在辛亥前一九○六年（光绪三十
二年），吴趼人曾发表《历史小说总序》和《两晋演义序》。他
“发大誓愿编写历史小说”。可惜，不久他的计划就夭折了，而
完成吴趼人一生梦寐以求的宏愿的，却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
饱受书商剥削与冷遇的蔡东藩。
蔡东藩善诗、能医，诗作在亲友中不胫而走，著有医学
与文字学专书。而《中国历代通俗演义》是他著作中最具规
模、最有影响的一种。这是他作为一位埋头苦干的老教育家、
医生、历史学家与演义作家对祖国所作的惊人的贡献。
三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冯梦龙、蔡元放的《东周列国
志》原是两种泾渭分流的有代表性的演义作品。罗贯中出入
经史，融合了很多宋元以来的话本、民间流传的故事和传说，
是一部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演义体历史小说。而冯梦龙认为
文史殊途，力图扭转历史演义朝向文艺小说发展的趋向。因
此，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要求做到“无一事无来
历”，要把“临潼斗宝”、“鞭伏展雄”之类虚构的故事逐出演
义之林。当时的胡应麟与清朝的章学诚、袁枚等继冯梦龙之
后，指责罗氏。章学诚在《丙辰勣记》中说：“唯《三国演
义》创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还说：
“其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蔡
东藩承袭冯、章之后认为文史殊途，历史演义必须以正史为
经。他在《唐史通俗演义》自序中说：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
功（勣）未作军师，李药师（靖）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
有子孙。叔宝（秦琼）扬名，未及子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
惹妖魔。……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
真圆耦。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
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
于旁也。
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也说：
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
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
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
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
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
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
他写历史演义即或采用稗官轶闻时，认为必须要以有旁
证者方可。他在《明史通俗演义》的自序中还说：“若夫燕词
郢说，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其无可旁证而大
涉荒唐者，则务从略，或下断语以明之。文不尚虚，语惟从
俗，盖犹是元、清两演义之故例也。”他叙述整理明代史料的
情况说：
尝考《明史》凡三百三十二卷，《明通鉴纲目》凡二十卷，
《明史纪事本末》凡八十卷，每部辑录，多则数千百万言，少
则不下百万言，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况
乎稗乘杂出，代有成书，就令有志稽古，亦往往因材力之未
逮，不遑搜览，即搜览矣，凭一时之獭祭，能一一记忆乎？且
官私史乘，互相勘照，有同而异者，有异而同者，有彼详而
此略者，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是非真伪之别，尤赖阅史者
之悉心鉴衡，苟徒事览观，能一一明辨乎？
蔡东藩还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虚为实，蒙受不正确的
历史知识，因此，常在正文或批注中作出简明的批斥，做好
交待。例如《宋史通俗演义》十六回写到陈搏之死时说：
陈搏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
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搏老祖，捏造许多仙法，
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为所惑哩！
又如《后汉通俗演义》第八十二回写到刘备请到了诸葛
亮，与关羽、张飞同至新野，由徐庶接入，故人聚首时，下
注说：“徐庶走马荐诸葛，出自罗氏《演义》。按《蜀志》诸
葛传中，庶尚留新野，未曾诣操，今从之。”第八十四回写到
徐庶辞刘备归曹操时，也下注说：“《三国志·诸葛亮传》详
载此事，庶归曹操，系在备当阳败后，且庶母亦不闻自杀，与
罗氏《演义》不同。”
遇有正史记事和稗史轶闻所载史事有所出入时，他并不
是一意迷信正史，还是能权衡事理，择善而从。例如：《宋史
通俗演义》第三十七回写到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事时，他
下注文说：“《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
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
出母，今从之。”
遇到正史和野史的记事有所出入，难于决择时，他常取
存疑或折衷方法。例如《明史通俗演义》第二回郭子兴在濠
州遭孙德崖和赵均用暗谋时，朱元璋往救之，注云：
此事悉本《太祖本纪》。惟本纪叙此事，在濠未被围之
前，而谷著《纪事本末》，则言此事在被围之时，且事实间
有异处，本编互参两书，以便折衷。
事实上，他在这部历史演义中也常酌用稗史轶闻和民间
传说。例如：他在《南北史通俗演义》第九十三回中所写李
庆儿梦魇其与隋炀帝往游第十院，见玉李盛开，院中起火，炀
帝被焚事，正史所无，是从韩偓《海山记》中掇引来的。他
在后批中自我解嘲地说：“近如坊间之《隋唐演义》、《隋炀艳
史》亦尝采入，但彼多附会，此从简明，终非穿凿者所得比
也。”炀帝看了项昇所筑楼，曲折迷离，特赐名“迷楼”。此
事正史所无，也是从韩偓《迷楼记》中掇引来的。他在总批
中自我辩解说：迷楼事“未见正史，而韩偓《迷楼记》当必
有本。”还说：“本编所采，皆出自文献所遗，非徒录坊间小
说者所得借口也。”他在《明史通俗演义》第四回关于孙德崖
邀宴事以及孙德崖下落，不见正史，无文可征，据稗官补写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后批云：“至若孙德崖邀宴事，未见正
史，而稗乘相传，及乡曲妇孺俱知有兴隆会一事，或者史官
失载，亦未可知。且德崖与子兴并起，子兴生卒，及其子天
叙之存亡，史笔俱详，而德崖不见下落，其有阙文也无疑。作
者援引稗官，补入此事，有文征文、无文征献，宁得以虚诬
目之。”
尽管如此，蔡东藩仍然陷入矛盾。作为一个史学家，甚
至是一个具有考据癖的史学家，他有意无意的摆脱不了史料
的束缚。在理论上他承认演义是文学，要以情动人，有别于
史学。对于历代成功的演义与小说，特别是《三国演义》与
《水浒》等，在塑造人物形象与借景抒情等方面的经验与成就，
给予他很大的帮助，为他所重视。然而，他一面看到历史小
说之长；一面又为史料所拘束，难于融合。他在《前汉通俗
演义》第二十五回的后批中说：“夫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
体裁原是不同，而世人之厌阅正史，乐观小说，亦即于此处
分之。……文以载事，即以道情，……是即历史小说之特长
也。”可是在《后汉通俗演义》第一回又说：“罗贯中尝辑
《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
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
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
《三国志》相看。”写历史演义时如何吸取历史小说之长，又
能把史料处理得恰到好处，使二者融合贯通之，这是明清以
来历史演义作家们多年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史学家
的蔡东藩不无有所偏爱之处。就历史知识传播说，蔡著称得
上一部演义体断代史通俗辅助读物；就文学艺术价值和社会
影响说，因受正史史料束缚过甚，远不及《三国演义》、《水
浒》之大之广。
蔡东藩写《历代通俗演义》的注文时，除了上面说过的
象《通鉴考异》那一套史料考核，对正文中所用某些古代的
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俚语，考虑到一般读者
难以理解，因此，也随文作了很多简要的通俗的注释。《前汉
通俗演义》里就注了不少，例如：
第五十回，淳于意家居临淄时，“尝至同郡元里公乘阳庆
处学医。”注云：“公乘系汉官名，意在待乘公车，如征君同
义。”
第七十回，汉武帝接济贰师将军李广利，“又发天下七科
谪戍，使他运粮。”注云：“七科，谓吏有罪一，亡命二，赘
婿三，贾人四，原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祖父母有市籍
七。”
第二十四回，韩信连胜楚军，“一次是在荥阳附近，二次
是在南京地方。”注云：“南京系春秋时郑京，与近今之江宁
不同。”
第八十二回，霍光死，宣帝“特赐御用衣食棺椁，出葬
时候，用輼輬车载灵柩”。注云：“輼輬车为天子丧车，车中
有窗，闭则温，开则凉，故名輼輬车。”
第一回，“萧何原是刀笔吏，叔孙通又是绵蕞生。”注云：
“绵蕞系表位标准，绵是置设绵索，蕞是植茅地上，为肄习典
礼之处，使知尊卑次序。”
这类注释，通俗易懂，既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正文，也给
读者增加不少确切的历史知识，是必要的。
蔡东藩在五四运动前后，受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思潮的
激扬，对鬼神、风水迷信以及某些封建保守思想，采取一定
的批判态度。例如：《南北史通俗演义》第九十一回写杨素与
杨广谋杀杨坚后，杨素看到杨坚“显神”时，夹批云：“贼胆
心虚。”后批云：“疑心生鬼，亦人情所常有。”“人生之不可
亏心，心苟一亏，魂魄不摇而自悸，有不至死地不止者，此
作者警世之苦心也。”《明史通俗演义》中这类例子很多，例
如：
第十一回，朱元璋欲火攻陈友谅舟师。需仗风势。铁冠
道人说：“真人出世，神鬼效灵。”周颠说：“今日黄昏便有东
北风。”夹批云：“此系测算所知，莫视他能呼风唤雨。”
第十八回，刘基为胡惟庸毒药致死。夹批云：“刘基非无
智术，惟如后人所传，称为能知未来，不无过誉，使基能预
算，何致为惟庸谋毙。”
第二十一回，建文帝用方孝孺议，仿周礼更定官制，“条
订礼制，颁行天下。”夹批云：“方氏虽一代正人，然未免迂
腐，看他下手，便是急其所缓。”第二十五回，燕王军下旴眙，
陷扬州，京师震恐，方孝孺入奏：“今日事急，且许割地议和，
暂作缓兵之计，俟至募兵四集再决胜负。”夹批云：“此老又
出迂谋。”
第二十一回，燕王对贵昺说：“今编户齐民，对着兄弟宗
族，尚相赒恤，乃身为天子亲属，性命偏危在旦夕，天下何
事可为，亦何事不可为。”夹批曰：“越是帝王家，越不能顾
恤宗族，燕王乃犹未知耶？”
当然，蔡东藩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知识分子，他
的思想深处是十分复杂的。在很多的批注中浸透着传统的封
建宗法正统思想。第二十回，太子早死，朱元璋欲立燕王棣
为储君，学士刘三吾抗奏，“孙承嫡统，是今通礼”，“弟不可
先兄，臣意谓不如立皇孙。”夹批云：“援经立议，不得以靖
难兵变、咎及三吾。”第二十一回，“燕王棣次子有爋，曾封
汝南王，竟密告棣不法事。”夹批云：“以子证父，不得为直。”
蔡东藩在夹注夹批和后批中褒贬人物时，亦常用小说曲
笔。马氏曾多次向朱元璋进谏，《明史通俗演义》第三回评道：
“好马氏，好贤妇，我愿范金事之。”褒得真切。第二十五回
写到建文帝逃出鬼门，乘道人王升舟潜入神乐观时，讽刺地
贬辱之云：“想是太祖僧缘未满，故令乃孙再传衣钵。”贬得
可也尖刻。他在描写自然人文情景，逢有自得处，可也情不
自禁地用小说批注笔法，自赏、自赞、自叹起来。例如：《明
史通俗演义》第五回写朱元璋督兵追赶元兵，“方从浔阳桥通
舟直入江中，天雨已霁，两岸波平，红日当空，青山欲滴”时，
自评云：“绝妙：好一幅大江图。”第二回后批中更是忘乎所
以地自赞、自叹云：写“郭子兴庸柔，孙德崖之贪戾，彭大
之粗豪，赵均用之刁狡，皆为明祖一人反射，尤妙在用笔不
直，每述一事，辄用倒戟而出之法，使阅者先迷后醒，益足
餍目。看似容易却艰辛，阅仅至此，已自击节不置。”
《三国演义》的正文是罗贯中写的，后人毛宗岗等批注的。
这些批语、评语既可帮助读者领会原作者的构思、意境、笔
法，也可增添读者很多文艺知识，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因此，
这种批注，发展到清末民初，成为演义小说乃至历史演义编
写体裁的定式。而且，象蔡东藩写《历代通俗演义》那样，原
作者自写正文，自写批注，并对自己的笔法进行不无得意的
自评，读来分外真切。因为别人评点，难免隔靴搔痒，甚至
多所误解之处。自写自评时，对自己的构思、意境、笔法，自
然比别人评点要真切得多。
四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改良派中严复和夏曾佑等一翼，既
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派，也认为康有为搞维新变法“操之
过激”。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只有大力兴办教育事业，
“民智”启发了，才能谈政治改革。蔡东藩原是这种所谓的
“民智决定论”者。
邵希雍在辛亥那一年为蔡东藩的《中等新论说文范》作
序说：“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岁春，宦游
闽中，甫逾月即归，危崖勒马，智士也。夏初与晤申浦，纵
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代，余深韪之。”辛亥革命
后，蔡东藩在《民国通俗演义》第八十回中评论康有为时还
说：“彼康有为亦何为者？前清戊戌之变，操之过激，几陷清
德宗于死地，……名为保清，实则害清，是不可以己乎！”严
复，夏曾佑的改良派思想对他的影响，直到辛亥革命后余毒
尤存。
蔡东藩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一
九一一年即辛亥年，他读了邵希雍的《高等新论说文范》稿
本后，说邵文假借文字，陶铸国魂。“此所谓发爱国思想，播
良善种子也。”他自己着笔撰写《中等新论说文范》时，武汉
“三户闻已兴起矣。”他欢欣鼓舞写完了《文范》，满怀爱国激
情，写《自序》说：“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
亦不可不革奴隶性。”他反对老师宿儒，专摹唐宋诸大家文调，
每下笔，摭拾古文一二语，即“自命为韩、柳，为苏、王，而
于文字之有关系，绝非所问，是谓之优孟学也可。”更反对后
生小子盲目摹学古文和报纸今文，他说：
夫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强学古人，
不必不学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
以发探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
矣。窃不自量，本此旨以作文，不求古奥，不阿时好，期于
浅显切近，供少年学生之应用而已。
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革命，清帝退位，民国成立，资产
阶级民主思潮高扬，促使蔡东藩的思想起了一个大飞跃，迅
速朝向民主派转化。这时他满腔热情，满以为一经革命，全
国人民便可御外侮、雪国耻，同享共和的幸福了。可是，清
室刚推翻，民国成立不久，军阀割据，帝国主义侵略日急，国
事毫无建树，他思绪起伏，悲欢交集。他在《中等新论说文
范》的《国耻论》中说：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桀！偶
一得志，或且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顾雪耻。……
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
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
者其国即亡也，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
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
万劫不复矣。
后来，他在《民国通俗演义》第四十四回写到日使迫签
丧权辱国条约，袁世凯不敢拒绝，说什么“山东、奉天一带，
已遍驻日兵，倘或交涉决裂，他即长驱直入，我将何以对待？”
“与其战败求和，不若目前忍痛，从前甲午的已事，非一殷鉴
么？”他愤怒批斥云：“试问，甲午之衅，谁实启之？今乃甘
心屈辱，想是一年被蛇咬，三年怕烂稻索。”当他写到参政院
长黎元洪为此签订辱国条约事发电引咎自责时，他又看到了
希望，又热情洋溢地说：“总之，是民国以来第一种国耻，全
体人民，须时时记着，卧薪尝胆，发愤图存，我中华国前途，
或尚不至灭亡呢。”接着还下了一个批注说：“大声疾呼，愿
国民热度，勿再效五分钟。”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接连发生孙中山下野，袁世凯
洪宪称帝，张勋复辟等等一系列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
命的政治事变，民国命脉，真是不绝如缕。蔡东藩悲痛不已。
他对孙中山和黄兴怀着深厚感情，字里行间，洋溢着由衷的
崇敬的言词。他在《民国通俗演义》第九回末为孙中山践约
辞总统职作诗赞云：“功成身退不贪乐，让位非徒践夙盟。细
数年来诸巨子，如公才算是真诚。”第十回后批中，一则谓孙
中山“是固革命史中之翘楚也”。再则说：孙中山“亦一仁且
智也。吾重其仁，吾尤爱其智。”他赞誉黄兴为“一位再造共
和的伟人”。第七十八回作诗哀叹黄兴之死云：“才经湘水赋
招魂，日上扶桑倏又昏。偏是伟人多短命，人生天道两难论。”
他在后批中还说：“若夫创造民国之首功，应推孙、黄两人。”
他对袁世凯的洪宪称帝事，深为不满。《民国通俗演义》
第四十五回写贺振雄和李诲呈文严辞指斥杨度（功过是非另
论）等搞筹安会，准备为袁世凯称帝事，作后批云：
贺呈在指斥筹安会骂得淋漓酣畅，令杨度等无以自容，
足为趋炎附势者戒。李呈则引证袁氏申令，阳斥筹安会，隐
攻袁总统，非特杨度等闻而知愧，即老袁闻之，亦当忆念前
言，不敢自悖。然而杨度等之厚颜如故，袁总统之厚颜亦如
故，即达官显宦，俱置若罔闻，我不识廉耻为何事。
第七十六回叙袁世凯丧礼后，后批云：袁氏称帝，“小言
之，则有背盟之咎；大言之，则有畔国之愆。……乃后起之
政府，反盛称其功绩，加厚其饰终典礼，是奖欺也，是助畔
也，何以为民国训平！……呜呼袁氏！呜呼民国！”
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蔡东藩称誉蔡锷的“倒袁”、“护
国”，为民国立了特殊功勋。蔡锷死后，第七十九回中说：
“黄兴创造民国，蔡锷再造民国，”为国家立有殊勋，身故后，
应予举行国葬典礼。后批云：
蔡松坡为推翻袁氏之第一人，即为再造共和之第一功，
较诸黄克强之奔走革命，劳苦相等，而诣力实过之。……设
令天假之年，使得展骥足，保卫国家，未始非人民之福。乃
年未强仕，即闻谢世，盗跖寿而颜子夭，古今殆有同慨欤？
袁氏倒，蔡锷不幸夭亡，其后孙洪伊和徐树铮府院政客
交争，后批接着感叹说：“麟凤死而狐鼠生，华夏其何日靖乎！”
他对在京津掩护蔡锷东渡日本、潜归云南的妓女小凤仙也赞
扬备至。第五十一回后批云：“然如蔡锷之身处漩涡，不惜自
污，以求有济，亦可谓苦心孤诣。而小凤仙之附名而显，尤
足为红粉生色。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寮中有是人，尤
觉罕闻。据事并书，所以愧都下士云。”
他在《民国通俗演义》第九回后批中，热情洋溢地称颂
《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宪法之嚆矢。其间虽经袁氏废弃，然
帝制隳，袁氏毙，而《约法》复活。是民国之尚得保存，全
赖《约法》之力。故本书不能不备录全文，所以存国典也。”
特别是他对《临时约法》中有关民主共和、言论自由和著作
自由的规定，更是赞扬不已。他在《民国通俗演义·自序》中
说：
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
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
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
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
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是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
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
他对张勋复辟很反感，骂张勋为“曲辫子”。对参与张勋
复辟的康有为更恼怒。在他看来康有为与梁鼎芬不知清贵族
的封建君主专制早已过时，不可再复，而民主共和是时势使
然，谁也阻挡不了。第八十五回后批云：“康有为外，又有一
个梁鼎芬，是皆为清末之老生，脑筋中只含有‘事君以忠’数
语，而未知通变达权之大义者也。”“况种族革命，已成常调，
君主政体，不克再燃，即令英辟重生，亦未能违反民意，侈
然自尊，更何论逊清之余裔乎！康有为出佐张勋，已同笨伯，
而梁鼎芬复往说黎元洪，其愚尤甚。”他对民国的感情确是十
分深切。
袁世凯称帝，谋叛民国，下令改元洪宪，上海各报曾拒
刊“洪宪”年号。民国五年正月元旦，云南唐继尧和蔡锷等
护国军兴，第五十八回正文用“民国五年正月朔日”，不称
“洪宪”。并在后批中说：“惟袁氏改元，而民国正朔，应归云
南护国军接收，故于唐继尧之正朔誓师，直接叙入，不敢少
漏，看似寻常补叙，而用笔实寓有深意，阅者当于夹缝中求
之可也。”
一个人的历史观点是和他的政治思想观点分不开的。蔡
东藩是位热烈的爱国者。他在辛亥革命后，热爱民主共和，反
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反对军阀割据和政客弄政。他热
情洋溢地赞誉歌颂孙中山和黄兴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以及
蔡锷再造共和的历史功绩。他在《民国通俗演义》中评论历
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这种政治思想观点，贯彻在所有正文、
夹批、夹注和后批中。就是在历史纪年上，他也不承认袁世
凯的洪宪改元，坚持民国正朔的纪年。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民主与
科学的“五四”精神，至今闪耀史册。蔡东藩在第一百零六
回写到日本殴辱逮捕我留学生，派人去我国驻日代理公使和
留学生监督处，请与日本政府交涉，而公使与监督处竟闭门
不见。蔡东藩写诗叹道：“闭门不顾国颠危，宦迹无非效诡随。
笑骂由他笑骂去，眼前容我好官为。”在后批中还说：“青岛
问题，纯为弱肉强食之见端，各界奋起，求还青岛，虽未能
执殳前驱，与东邻争一胜负，然有此人心，犹足为千钧之系。
假令有良政府起，教之养之，使其配义与道，至大至刚，则
他日干城之选，胥在于是。越王勾践之所以卒能沼吴者，由
是道也。乃北京各校倡于前，上海各界踵于后，留学生复同
时响应，为国家力争领土。而麻木不仁之政府，与夫行尸走
肉之官吏，不能因势引导，曲为养成，反且漠视之，推抑之，
坐致有用之材被人凌辱，窃恐志士灰心，英雄短气，大好河
山，将随之而俱去也。读是回，殊不禁有深慨云。”
蔡东藩对五四运动的立场，感情是多么强烈鲜明呵！
五四运动以后，军阀当政，内讧不已。一九二三到二四
年间先则张绍曾内阁总辞职，接着曹锟贿选为总统，继则江
浙军阀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相继爆发。同时，美帝决定增
派巡洋舰侵入中国长江流域，帝国主义驻北京外交使团也密
议联合组织舰队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外患日急。蔡东
藩生活在这样内乱外患的危局下，感慨万状，忧心殷殷。他
怀着“演义救国”之志，愤笔写成《五代史通俗演义》。他在
第一回中说：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
外人不来回鼎，亦除非是国家统一。若彼争此夺，上替下陵，
礼教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
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大中国，变做
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可悲可痛吗？
接着又连写成了《南北史通俗演义》和《两晋通俗演
义》。他在后者的第一回的后批中更说：“本回开宗明义，揭
出两晋外患，由内乱而起，确是探源之论，并足援古证今，为
未来之龟鉴。可见作者别具苦心，特借史事以讽世，翼免沦
胥之苦，非好为是浪费笔墨也。”蔡东藩和他同时代怀着“国
亡有日”的预感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热望通过他演义书中的
这些历史知识能达到借鉴古人、古事，劝戒世人，匡救时弊
的夙愿，蔡东藩的一片爱国忧民的心意，读之令人悲感不已！
五
历史上较为开明的封建、资产阶级文史学者，出于其阶
级偏见，对历史上广大劳苦人民大众，时有同情之处，对农
民起义或少数民族运动，大都站在地主资产阶级或汉族统治
政权一面，颠倒是非，横加诬蔑的。蔡东藩也不例外，他在
《前汉通俗演义》第九回中把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恶辱为什
么“暴徒”、“猘犬”；写到起义军入城，张贴安民榜示时，他
讽刺地说，明明是“造反”、“叛乱”，居然说是“胜残去暴，
伐罪吊民”。第十回中写到从前的耕佣去看望陈胜事，夹批云：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写到陈胜死后，刘邦追念陈胜革命首
功，“特命地方官修治胜墓，且置守冢三十家，俾得世祀”时，
接着用奚落笔法夹批说：“偌大佣夫，得此食报，也算是不虚
此一生了。”真是极尽其污辱诬蔑之能事。他对太平天国革命
的污辱、诬蔑更厉害。早在辛亥革命那年，他在《中等新论
说文范》中的《论洪杨失败之原因》一文说：
洪杨有革命之思想，而无革命之政术。洪杨皆“盗魁”，
托天父天兄以愚人，犹是白莲、天理者教徒之末算耳，堂堂
正正之师，彼固未尝耳闻及之也。且其起事以后，蹂躏十余
省，戮杀无算，至今父老犹痛嫉之。
后来他在写《清史通俗演义》时，这种论点，毫无改变，
甚至公然为曾国藩辩护、诬陷洪杨为汉族之“大罪人”。第六
十三回有一段说：
曾国藩始练湘勇，继办水师，沼湖出江，为剿平洪杨之
基础，后人目为汉贼，以其辅满灭汉故。平心而论，洪杨之
乱，毒痡海内，不特于汉族无益，反大有害于汉族。是洪杨
假名光复，阴张凶焰，实为汉族之一大罪人。曾氏不出，洪
杨其能治国乎。多见其残民自逞而已。故洪杨可原也而实可
恨，曾氏可恨也而实可原。
第七十三回更说：“后人还说‘长毛’乃是义兵，实是革
命的大人物，小子万万不敢赞同。”辛亥革命时期的人，大多
称曾国藩为“汉贼”，称太平军为“义兵”，章太炎也曾为
《洪秀全演义》写过序，序文中尊称洪秀全为“洪王”，并把
洪秀全尊之与诸葛亮、岳飞“二公相等”，甚至与明朱元璋并
称，说“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
命，颂扬备至。蔡东藩对农民革命的阶级偏见，比起一般资
产阶级民主派来确是保守、落后得多。他的这种偏见，贯彻
在他每一朝代《通俗演义》的正文、夹批、夹注和后批的行
文中，这是读者们应随时注意识辨的。
蔡东藩在《历代通俗演义》中写到中国历史上的五胡十
六国、元朝和清朝的少数兄弟民族的贵族统治历史时，写得
尚较平实。以《清史通俗演义》为例，他第一回中论及清代
政治历史时，指斥时人过多贬抑之说云：
后来武昌发难，各省响应，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
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自此以后，人人说清朝政
治不良，百般辱骂；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豺虎心肠。又把
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好象清朝的皇帝，无一非昏淫
暴虐，清朝的臣子，无一非卑鄙龌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哩。
……小子无事时，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有坏处，也有
好处，有淫暴处，也有仁德处。若照时人所说，连两三年的
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
他对康熙帝的评价，更是歌颂不已。他在第三十回中说：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创业。”生活上“自
奉勤俭，待民宽惠”，“满族中得此奇人，总要算出乎其类，拔
乎其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来的旧史学家、文
学家、思想家受其阶级的局限是不可能正确理解历史上的民
族关系的；而且绝大多数受传统的大汉族主义较深，即或蔡
东藩本人也难例外。他在《两晋通俗演义》中写到刘曜、石
虎等少数民族统治者时，亦多“夷缭”、“胡种”、“胡羯”、
“悍虏”等恶称。第四十六回后批云：“晋元东渡，两河为墟，
胡羯鲜卑诸部落，乘势入据，互相吞并，其目无典午也久矣。”
他辱骂石虎“横行河洛，称霸一方，天地晦盲，虏腥四煽。”
确是事实，旧史家中能象他这样评论清朝历史和康熙帝是少
有的。前面说过，他在辛亥革命后虽然朝向民主派转化，但
受资产阶级改良派拥满思想的影响较深，他这样地称颂清朝
历史和康熙帝，不是偶然的。有人说：蔡东藩对清朝历史的
这些评论是“比较公正”的，那就估计得太高了。“公正”云
乎哉！值得注意的，他在《民国通俗演义》第四十八回后批
中评论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时的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
文说：“或谓任公之文，尚有保皇口吻，仍未脱前日私见，斯
评亦似属允当，观其譬喻之词，与推阐之语，实属颠扑不破。”
辛亥革命后蔡东藩为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叫好，对其尚有
“保皇”“私见”表示不满，这是合乎他思想发展规律和特点
的。
在旧社会里，妇女受政权、族权和神权等封建宗法制度
和思想的束缚外，还受着夫权的束缚。某些旧学者，即或是
受西欧自由平等思想影响较深的近代资产阶级学者，也难超
脱传统封建宗法思想的旧框框。是的，蔡东藩写《民国通俗
演义》时，曾表彰妓女小凤仙。在《两晋通俗演义》第二十
九回中写到宛城被围，荀崧女荀灌年仅十三，夜率僚佐突围
求援事时，夹批云：“全无一些儿女态，真好英雄。”后批云：
“如此奇女子，求诸古今史乘中，得未曾有，本回力为摹写，
尤足使女界生色。”这样评批是好的。但是，他毕竟是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中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封建传统思想千
丝万缕，割不断，理又乱。他在政治上热情地赞扬民国的共
和民主和《临时约法》的平等自由，可是在民国初年社会伦
理道德特别是妇女参政等问题上，他可难理解了。他对当时
女学生爱国运动多所非议，在后批中紧接上文以古讽今地借
题发起牢骚来：
吾慨夫近世女子，厕身学校，假平等自由四字为口头禅，
居然侈言爱国，要求参政，曾亦闻有荀灌之实心实力，得保
君亲否耶？他如梁纬妻辛氏，秉贞抱节，不肯苟全，谁谓中
国妇女，素无学识，以视今日之略识之无，眼高于顶，自命
为士女班头，而反荡检逾闲，不顾道德，吾正不愿有此奇邪
之学识也。
不仅如此，他在《唐史通俗演义》开篇就大发“女宠”、
“女祸”之谬论说：“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
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镇祸。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
起来，实自宫闱淫乱造成种种的恶果。所以评断唐史，用了
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呢。”
在对待封建宗教迷信方面，他受“五四”前后民主与科
学思潮的影响，还是有所揭露和批判的，但在论及人事休咎、
朝代兴衰、存亡等社会历史问题时，他和其他旧文史学者一
样，无可或免的也堕入“因果报应”论和“劫数”、“天道”的
定命论泥坑里去了。他在《南北史通俗演义》第十二回后批
中评论北燕北凉之兴亡时说：
然冯弘之得国也，由于乃兄之宠宋夫人，嫡庶相争，因
乱窃位，故其受报也亦在于宠妾；沮巨牧犍之嗣国也，由于
乃父之潜杀男成，昆季相戕，托名报怨，故其受报也即于艳
嫂。报应之来，迟早不爽，阅者观于燕凉之遗事，有以知国
之由来矣。
他在《明史通俗演义》第九十八回后批中论张献忠入西
蜀事云：“盖中原无主，任其偏据一方，莫之过问，蜀中受其
涂毒”，“意者其劫数使然欤？”第八十八回写吴中市民颜佩章
和杨念如等五人驱逐魏忠贤东厂缇骑后，夹批云：“是恶贯满
盈，天道有知，也不容他再横行了。”是的，他曾受资产阶级
民主与科学思想薰陶，他在承认“天道”的同时也肯定“人
事”。他在《南北史通俗演义》第一回综论国家兴亡和社会治
乱时说：“一半是关系人事，一半是关系天数，人定胜天，天
定亦胜人，这是天下不易的至理。”“人定”与“天定”谁主
谁次呢？他说什么“世运百年一大变，三十年一小变”，“治
极必乱，盛极必衰，衰乱已极，复治复盛，好似行星轨道一
般，往复循环，周而复始”，归根到底，还是“天定”。
特别值得注意的，他受正史纪传体断代史史法的影响，字
里行间，很少写到社会经济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活动的事迹，演
的尽是些帝王将相等统治阶级内部篡窃乱夺王朝递变间社会
战乱乃至宫闱秘闻之义，全是唯心史观的一套。至于叙述宫
闱丑事，更嫌笔墨不洁。这些都是封建糟粕，读者们更应随
时注意识辨。
蔡东藩的这部历史演义巨著的成就和局限，是值得我们
深入研究的。我们应该及时总结好蔡氏这份学术遗产，去其
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做好批判继承工作。希
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史学
理论，为我们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祖国，早日采
用广大人民所喜爱的历史演义体裁，谱写出一部具有传统民
族风格的人民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一九七九年三月于上海师大
一九七九年十月修订